国家决战岂止在战场？——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信托的运用

　　来源：信托百佬汇

　　作者：钱思澈

　　经济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军事活动的最终目的。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发生的战争，其终极原因总是为了一定的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的经济利益。而经济条件是军事活动的物质基础，军事活动绝对离不开经济的支撑。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同时又是金融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加之自身高度的灵活性，信托必然可以与军事领域产生交集，这从有关抗日战争的中外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出支撑材料。

　　东亚地区虽然不是信托的发源地，信托在社会层面的运用不似欧美那样普及，但是为了不在世界化的浪潮之中被抛弃而任人宰割，日本和中国，都开始有目的性地学习信托原理、引进信托制度并根据需要对信托进行改造，并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服务于军事活动。

　　在1913年，日本于大连设立大连信托取引所株式会社，首要目的就是获取东北的战略物资。据日本学者羽田正贵在《1920年代哈尔滨地区取引所设立问题》中的论述，日本为了控制东北的水稻、小麦（含面粉）、大豆（含豆油、豆粕）、以麻棉为代表的的纤维制品以及砂糖食盐等重要战略物资的出口，与中国政商界展开了激烈的或明或暗的竞争。

图：《大连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史略》封面

　　1926年“二二·六兵变”后，以军部为首的法西斯逐步发展壮大，扩张主义势力抬头，日本经济也逐渐转向战时经济体制。到1937年全面侵华时，为了迅速集中各类资金，填补军费缺口，日本政府实行金融规制，对银行贷款方向、利率严格控制，对信托公司的金钱信托也进行了利于战争的改革，将金钱信托的准入门槛从500日元降为50日元，使得日本信托公司发挥和银行类似的储蓄作用。

图：日本战时债券购买场所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打响，扩大军工产能和提供政府债券消化资金的需求日益旺盛，财务省将投资信托基金定位为新的长期储蓄手段之一，创建了战时投资信托基金，对战时控制的产品进行政府引导投资。野村证券发行的战时投资信托成立之初，不仅城市中的高净值人群投资，农村也有人购买，全面渗透到中小投资者。投资信托初期负责投资信托的财务省负责人山本菊一郎表示：“成败的关键在于让中小投资者主要了解投资信托的结构和意义。”投资资金主要配置在可预期高收益的股票上，将其利润再投资于国债。但是战时投资信托毕竟投资的是有价格波动风险标的的产品，门槛又不高，投资者缺乏相应风险承受能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其发展为一种新的长期储蓄方式，实行了少有的投资信托损失补偿制度。

图：驹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深见泰孝关于战时投资信托的论文

　　中国方面，不仅在东中部的广袤土地上与日本侵略军展开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信托局也发挥作用，在后方通过收购物资、办理兵险、加强储蓄等方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可以说，明面上的军事上的角力背后，是经济力量的比拼，中国信托业作为经济力量的一支，必然也肩负起民族和国家的责任，积极投身到军事领域中，为抗战出力。

　　南京国民政府出于建立起金融统制体系并以此维护金融主权、解决财政危机、便利武器采买等目的，于1935年正式成立中央信托局，这也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官办信托机构。

　　首先，中央信托局不同于一般的信托公司，它拥有南京国民政府赋予它的特权如军政机关、公营事业单位对外采购各种物资器材的承办。在抗战中，为各机关搜购急需物资解了各机关燃眉之急。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货来源锐减，信托局在各港口抢购油料、粮食、卡车、棉纱、布匹、五金等，一定程度缓解了内地城市物资紧张的情况。

　　其次，中央信托局办理储蓄业务，除了常见的活期、定期和定活两便这种常见的业务种类，还有军人储蓄（1941停办）、工人储蓄（储蓄额不高）、节约建国储蓄和有奖储蓄，集中了社会上大量游资并用于举办各种贷款，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生产建设。

　　最重要的是办理战时兵险。战时兵险分运输兵险及陆地兵险两种。运输兵险主要承保对象为农矿产品、工业制造品、国际贸易品以及有关运输工具及员工，以保障物流畅通。陆地兵险以存储或坐落国内后方且与抗战或民生有关的存栈货品、生产工具及建筑物如营业之中的仓库和工厂为保险对象（在重庆还包括商店及渡轮）以保障后方生产事业安全为目标。兵险业务的办理安定了后方人心，保障了后方经济生产的有序进行。

　　与之对比，信托存款及放款、动产不动产信托、投资信托、基金信托、人寿保险信托、公益信托及执行遗嘱信托等信托本源业务发展得较为缓慢，盈利尚不及兵险。

　　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受政府委托，成立敌伪产业清理处、地产处、清理处和代理出售委员会，负责敌伪财产的接收、保管、运用和标售。这应该是学习一战后英美对德奥资产的信托管理。

　　信托局还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公益事业和社会治理，在抗战期间中央信托局汉口分局有贷放公教机关员工薪津、资助交通教育等公用民生事业甚至维护地方治安的事例。

马翠兰著《中央信托局汉口分局研究（1945-1949）》封面

　　从日本和中国的案例可以发现，二十世纪上半叶信托在欧美和东亚的发展走的是两种差别较大的道路：欧美的信托基本遵循了信托本身的规律，而日本和中国则过于实用主义，根据需要运用信托办理保险或者吸储，信托本源业务反而被边缘化。

　　实际上，信托与军事领域的交集在中世纪就产生了。早在十字军东征时期，部分领主和骑士在临战前将家庭财产——主要是土地，转交给妻子儿女，但是可能存在经营能力不足的情况，因此，领主或骑士将财产交给有能力的第三人代为管理，收益再由第三人转给领主或骑士的妻子儿女，从而保障其基本生活。如果领主或骑士阵亡，则根据约定由其妻子儿女继承财产。

　　在15世纪玫瑰战争的开始几年，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不仅致力于在肉体上消灭对方，还对敌方财产采取没收政策。大卫·格拉米特在《玫瑰战争简史》中写到：在亨利六世统治时期担任过下议院议员的贵族中，至少有32位在陶顿战役中站在了兰开斯特派一方，兰开斯特派灾难性的溃败让那些为亨利六世而战的贵族们伤亡惨重，1461年，这些贵族被议会剥夺了财产权和公民权。

　　在这种白热化斗争的状态下，参战双方的贵族为避免谋逆罪造成土地被没收，往往设计用益权，把土地委托给热爱和平的普通市民代为管理，掩藏自己财产所有人的真实身份。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欧美各国均采取征兵制，有资产者亦需服役，在战事惨烈、仓促出征的情况下，虽有兄弟亲友，一则未必尽心竭力，二则可能能力不逮，三则相隔甚远无从委托，战事信托趋于成熟和普及。

　　同时，英美各信托公司皆受政府的委托，处理敌方财产，因此专门开设独立的战事信托部。根据程联所编著《世界信托考证》记载，1917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敌方侨民产业均委托信托公司代理的议案。美国信托公司及设立了信托部的银行，共计500余家机构，均开展此项业务，至1919年2月，敌方侨民产业信托已办理业务34，400件，其中涉及德国的17，339件，价值326.86亿美元，涉及奥匈帝国的7，580件，价值39.56亿美元。

　　1918年，英国政府委托官营信托局处理敌产，共办理业务超过89，000件。出征军人自愿申请官营信托局代理其产业的，可考的有7，979件，财产价值共计1.12亿英镑。

　　信托公司受当时的西方政府和社会如此倚重，其地位和信用可见一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信托与军事的交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和平时期，如何运用信托，为社会经济服务，从而促进相关业务发展，是更值得当代信托从业人员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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